医典回眸
时光流转，华章日新。充满挑战的2025年悄然而逝，充满希望的2026年正迎面走来。这一年，妇产科领域砥砺前行，无论在临床实践还是科学研究方面，都留下了坚实而创新的足迹。正值岁末，妇产医典【医典回眸】栏目以年终学术盘点，回顾2025年的耕耘与收获，聆听顶级专家的真知灼见，共同展望2026年的崭新篇章！
本期，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狄文教授、金明珠博士，为我们深度盘点和梳理妇科肿瘤治疗领域在2025年度的关键进展与临床启示。让我们跟随专家的视角，温故知新，携手共进。
2025年，妇科肿瘤临床研究继续沿着精准化与个体化的方向稳步推进。多项关键研究在既有的精准医学框架内补充了重要证据，使治疗路径更清晰、可控。这些进展进一步强化了一个共识：肿瘤治疗的价值已从单纯延长生存时间，逐步转向对生活质量、治疗负担与个体需求的整体关怀。
抗体偶联药物（ADC）的快速发展，标志着妇科肿瘤治疗迈入“精准递送”时代。在铂耐药复发卵巢癌这一治疗难点上，ADC药物取得了里程碑式突破。Ⅲ期MIRASOL研究证实，靶向叶酸受体α（FRα）的索米妥昔单抗可显著改善患者总生存（16.9个月vs.13.3个月，HR=0.68），确立了其在FRα阳性患者中的标准治疗地位。KEYNOTE-B96研究首次在该人群中验证了免疫治疗的价值：PD-L1阳性患者接受帕博利珠单抗治疗后，中位总生存期显著延长（18.2个月vs.14.0个月，HR=0.76）。这两项研究不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更提示在铂耐药背景下，基于生物标志物的分层治疗策略至关重要。
更多新型靶点药物正在拓展精准治疗的边界。例如，针对子宫内膜癌中高表达的B7-H4靶点，ADC药物PuxitatugSamrotecan在经治患者中显示出34.6%–38.5%的客观缓解率，为后线治疗提供了新选择。双特异性抗体、多特异性抗体等新机制药物的早期探索，也预示着未来治疗将基于更精细的分子图谱进行组合。
人工智能与计算生物学正逐步渗透至新药研发全流程。通过虚拟筛选、分子动力学模拟与深度学习预测，研究者能更高效地识别潜在靶点、优化药物结构、预测代谢与毒性，从而加速ADC及新型免疫疗法的开发。这些技术不仅提升了药物设计的精准度，也为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动态调整提供了支持。
在精准医疗时代，“何时用药”与“用什么药”同等重要。子宫内膜癌领域为此提供了清晰范例。DUO-E研究与LEAP-001研究在2025年更新了随访数据，从正反两面界定了免疫治疗的最佳介入时机。
DUO-E研究显示，在完成初始化疗后序贯采用度伐利尤单抗维持治疗，可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PFS）。在总体人群中，度伐利尤单抗维持组的中位PFS为10.2个月，优于对照组的9.6个月（HR=0.71）；该获益在错配修复缺陷（dMMR）患者中更为显著，其中位PFS尚未达到，而对照组为7.0个月（HR=0.42）。
而LEAP-001研究表明，对于错配修复功能完整（pMMR）患者，一线采用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的疗效（中位PFS：9.6个月）并未优于标准化疗（10.2个月，HR=0.99）。这提示在pMMR人群中，一线免疫联合靶向的激进策略未超越传统化疗。
两项研究共同说明，免疫治疗的价值临床价值并非取决于是否“尽早使用”，而在于是否依据分子特征精准嵌入最合适的治疗节点。合理重构治疗手段的组合与时序，是提升疗效、避免过度或无效治疗的关键。
在肿瘤治疗普遍追求“强化”的叙事之外，2025年多项研究为“减法”治疗提供了坚实证据，体现了临床决策日趋成熟与理性。其核心目标是在不损害疗效的前提下，显著降低治疗相关并发症，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宫颈癌手术治疗的“减法”体现在两个层面。早期低危患者（肿瘤小于等于2cm且无脉管浸润），SHAPE研究证实，缩小手术范围（单纯子宫切除术）在3年盆腔复发率方面不劣于根治性子宫切除术（2.52%vs.2.17%），且显著降低了膀胱功能障碍和淋巴囊肿等并发症。在淋巴结处理上，SENTIX研究显示，通过严格的病理超分期分析，可发现约43%在术中冰冻切片中被漏诊的淋巴结微转移，为前哨淋巴结活检（SLNB）的安全实施奠定基础。PHENIX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证实，对于前哨淋巴结阴性患者，仅行SLNB而不进行系统性盆腔淋巴结清扫，其肿瘤复发率与对照组相当，但淋巴水肿等长期并发症显著减少。
卵巢癌药物治疗中，“减法”同样重要。FZOCUS-1研究最终分析显示，对于同源重组缺陷（HRD）阳性患者，PARP抑制剂单药维持治疗的疗效（中位PFS：34.1个月）与PARP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35.8个月）相当，提示对于这部分人群，联合治疗可能并非必要，单药维持即可在保证疗效的同时减轻经济与毒性负担。NRG-GOG0263研究提示，在宫颈癌术后中危患者中，于放疗基础上增加化疗，其3年无复发生存率仅小幅提升（从85.4%至88.5%），却显著增加了3-4级毒性发生率（从15%升至43%）。
这些研究共同帮助临床界重新划定了治疗的合理边界，推动治疗模式从“最大可耐受”向“最优必需”转变。
在当前的精准治疗体系中，基于组织样本的分子分型与生物标志物检测已成为临床决策的核心。例如，子宫内膜癌的POLE、MMR及p53状态分型被广泛用于风险分层与治疗指导；PD-L1、HER2、FRα以及BRCA/HRD状态也成为多种妇科肿瘤免疫与靶向治疗的重要依据。
然而，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基于单次取样的静态评估难以完整反映肿瘤在治疗过程中的动态演变。肿瘤分子特征可在多线治疗中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后续治疗效果。
例如，子宫内膜癌中初治为pMMR的肿瘤在进展后可能出现免疫相关通路重塑，导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原发或继发耐药；卵巢癌携带BRCA1/2突变或HRD特征的患者在接受PARP抑制剂后，可通过BRCA回复突变等机制产生耐药，其中超过40%的BRCA1/2缺陷患者表现为原发耐药。此外，HER2或FRα等靶点在多线治疗后亦可能下调甚至丢失，例如在T-DXd治疗后进展的HER2阳性患者中，近半数出现HER2表达显著下降。
上述分子改变本质上反映了治疗压力下的肿瘤克隆选择与适应性进化。因此，一次性分子分型虽可指导治疗起点，却难以覆盖整个病程。精准治疗的重心正由“初始分型的准确性”转向“治疗过程中分子特征的动态监测与再评估”。
未来，借助循环肿瘤DNA（ctDNA）、循环肿瘤细胞（CTC）等液体活检技术，对分子状态进行纵向、无创追踪，并在疾病进展关键节点及时调整治疗策略，或将成为妇科肿瘤精准治疗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方向。部分前瞻性研究亦已开始探索基于ctDNA动态监测指导维持治疗时长及早期干预分子复发的可行性。
2025年妇科肿瘤领域的进步，是一场关于深度与智慧的演进。每一步都标志着学科正朝着更加成熟、更加以患者为中心的方向发展。治疗的终极目标并非无休止的对抗，而是在坚实科学证据的指引下，陪伴患者走向更有质量、更有尊严的长期生存。学科的发展，正是在技术求“精”与医学人文求“善”的持续对话中，悄然向前。展望未来，随着更多创新疗法的涌现、动态监测技术的普及以及真实世界证据的积累，妇科肿瘤的个体化治疗蓝图将愈发清晰可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导。
上海市妇科肿瘤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会长。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会长。
上海市母婴安全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华妇产科杂志》副总编辑，《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和《上海医学》副主编以及多个杂志的编委。担任《妇产科学》（八年制第四版）、国家卫健委住培规划教材《妇产科学》、国家卫计委英文版规划教材《妇产科学》等多本教材主编。
第一完成人获2010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2022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2022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8年上海医学科技奖一等奖、2009年上海医学奖二等奖及2009年上海科技进步三等奖。所编教材荣获2009年上海交通大学第十二届优秀教材特等奖、2011年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2015年上海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2008年入选上海市科委优秀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2011年获上海市领军人物。2019年获中央文明办和国家卫健委“中国好医生”人物称号，2023年获世界华人医师协会“世界杰出华人医师霍英东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本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妇产科博士在读，导师狄文教授。
主要从事妇科肿瘤临床和基础研究。
本硕博期间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发表SCI10余篇，其中高被引论文2篇。
[声明：本网站所有内容，凡未注明来源为“转载”，版权均归巢内网所有，未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巢内网”。本网注明来源为其他媒体的内容为转载，转载仅作观点分享，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版权，请及时联系我们]
